李嘉诚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台布隆伯格终端机,实时显示自己公司的股价。可见李嘉诚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自己的公司的股价。
江绍唐问道:“坊间有传言,你与现届政府关系不佳,这对你做出商业决策是否有影响?”
李嘉诚道:“健康社会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息息相关。关键是政府的权力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公平公正地落实执行,永远不能选择性行使权力,勿令人对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。我与香港或各国政府的关系都是建基于此的,不会因个别领导人或官员的变动而受影响,最重要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。不过,我观察到一个不健康现况在扩散中:“为官难,为民亦不易”,这对政府和社会来说都是双损局面。有时候我庆幸自己并未当官,因为为官者要面对如何平衡和解决不同权益的问题,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演变成更大的问题。”
江绍唐道:“在过往六十多年经营中,你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?与政治打交道时你的原则是什么?”
李嘉诚道:“我不是聪明的人。如果政治问题真的冲着自己而来,担忧也没用。我没有参与政治,但我关心政治,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,假如两者背道而驰,是难以处理的。我希望政治和经济好,让人民富国家强。我曾经说过,讲真话,做实事,有贡献。我的基金会不停地做公益事业。我并非万能,无法预测政治变化,也绝对没法影响政治,我只能以我的智慧做出对股东有利的事。”
江绍唐道:“你近年的投资,为什么多选择在欧美那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?”
李嘉诚道:“这跟你要成立黄金海外投资是一样的,做商业贸易的人,最希望就是遵守游戏规则,因此一定选择有公平法律的国家,我们在一些国家经营三十多年,政府并没有因为我是外国投资者而出现不公平的对待。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,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;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、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。”
江绍唐道:“你曾经说过,财富的增加到了一个程度,便不会带来更多安全感。但如果财富继续增加,是否带来不安全感?”
李嘉诚坦然的说道:“不会。”而且只有两个字。
江绍唐道:“这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吗?”
“不是。”李嘉诚说道:“我跟你说过了,我的最艰难时候是十三四岁。12岁时,日本侵华,我和家人从潮州来到香港,后来日本入侵香港,母亲带着弟妹回到潮州,我与父亲留在香港。日本统治香港期间,没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,13岁父亲因肺病住进医院,不够一年,他去世。照顾父亲这段时间我因为喜欢看书,发现自己也有肺病,病情接近危险阶段,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死。j身为大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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