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八十八章南越的变化
南越的潘光诞政权逐步稳定,这是令黄历感到欣慰的事情。特别是土地改革的顺利推进,更令南越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。因为据北越的间谍和外国记者传来的消息,北越的土地改革已经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。有比较才有说服力,才能占据道义的高点,黄历和潘光诞进行私下沟通后,暂时隐忍不发,而是加紧搜集证据,准备在最合适的时候给予北越以沉重的政治舆论打击。
而北越的土地改革则是从1953年开始,随着对法战争的节节胜利,北越党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,开展了“土地改革”。当时北越党关于“土改”的宣传提纲中特别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:中国在抗战时期(即民族)一直坚持了“减租减息”,而现在北越也还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(仍在和法国殖民军作战),为什么却要实行中国在下一个阶段才实行的“土改呢”?
越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:中国当时由延安和重庆两个政权组成民族统一战线,后者代表地主利益;而北越的情况不是这样,除了法国殖民者就是在西贡的保大傀儡政权,所以实行“土改”是有条件的。换言之,在北越,无人保护地主的利益,所以即使在“民族”时期也可以将他们打倒。
直接领导这次“土改”的长征从1941年起就担任总书记,在越共领导人中地位仅次于胡志明。他受中共影响很深,不但把“土改”看成是在越南照搬“中国模式”的最重要部分,而且看成是他个人对北越最大的贡献,甚至有时把派往地方的“土改”工作队称为“我的”干部。
在全面“土改”之前,北越劳动党于1953年春节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恐怖运动,为即将到来的“土改”铺平道路。这场运动以北越党中央的一道命令开始,名义上是打击那些没按照规定交纳农业和商业税的富户,但实际上几乎波及全体农民。
运动开始后,干部组成工作组,带着棍棒、绳索和武器下乡,对那些未完成上交税收的农民严刑逼问,强迫他们交代逃税的后台和同伙,以及逃税的政治目的。使用的刑法包括在头颈上吊石块,用绳索拴住手或脚吊起来等等。这场运动很快就产生了滚雪球效应,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卷进去成为受害者。
后来运动开始失控了,逃税与否已不再受到关注,揪出反和镇压反成了主要口号。在很多地方,工作组和党的干部都只在幕后操纵,甚至原先被依靠的“贫苦农民”也遭到排斥,前台则由乡村的破落户和痞子主导。恐怖笼罩了越北农村,有几万人被抓进监狱,甚至很多党员干部由于其家庭背景和对运动的抵制也成为牺牲品。
越北农村的这场恐怖延续了很长时间,平均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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